知識菁英負最大責任

知識菁英負最大責任

曾貴海、郭峰淵

2006.08.24　 中國時報

後殖民台灣在經濟上曾有一段「亞洲四小龍」之首的輝煌成就，在政治上也有在短短數年中完成總統直選、政黨輪替的成果，在生活上，更充斥著各式各樣西方先進國家的商品及科技。可惜的是，二○○六年的台灣，卻在政治、經濟、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停滯不前、甚至退化。

這狀況有如一突然賺錢的暴發戶，雖然家住億萬豪宅，出入朋馳轎車，手提ＬＶ，並使用手機、電腦、網路等現代科技，但卻經常犯了開車肇事、壓榨員工、詐欺客戶等等錯誤。面對這樣的一個暴發戶，我們知道除非他願意放棄對豪宅、名車、名牌及科技的依賴，並誠實檢視自己的缺陷以求上進，否則將無法脫離一再犯錯的惡性循環。同樣的，徘徊在改革十字路口的台灣，若不全面清查、批判殖民歷史，也將無法成功的轉型為現代的民主人權國家。

因此，我們若問誰該為台灣改革肩負起最大的重任，答案不是任何一個政黨、媒體，而是學術界，尤其是引導社會思想的知識菁英們。法國哲學家傅柯（M. Foucault）對知識與權力的研究告訴我們，知識乃是滋長權力的養分，權力又是形塑知識的力量。而今天台灣有權力極度腐化的現象，正是代表著知識分子的失敗。當享有權力的知識菁英挾持其西方學術權威的光環，但卻無視於台灣後殖民社會的病態心理，主導台灣各種政策的制訂，這是使得台灣陷入當今自我殖民的困境的主因。

例如，在教育上雖然引進了西式教育理念，但考試成績仍是唯一衡量學生成就的標準；在醫療方面，雖購置最新的科技，但醫生的指引仍然不敵求神問卜的結果；並且，在經濟上，盲目發展高科技產業的結果，只是使台灣成為美國跨國企業的衛星工廠而已，使得美國享有比以往殖民者更大的力量。更糟糕的是，知識菁英所一手主導的世界一流大學計畫，已使得台灣學術界為了追求ＳＳＣＩ、ＳＣＩ，而淪為美國學術的附庸。

這些亂象意謂著今天台灣社會雖然表面上已穿上西方文明的外衣，但本質上仍因循著舊有的價值體系。換言之，當代的台灣，就有如一個剛獲自由的奴隸，卻想要以過去主人的標準來證明自己的優越，當代台灣也企圖以過去殖民者所遺留的價值觀來證明自己的偉大。所以即使政黨雖然輪替，但新的執政黨重覆了過去政黨的政策，結果當然是使台灣陷在自我殖民的輪迴之中。

因此，台灣社會必須進行「創造性的毀滅」，全面性的檢視殖民歷史所遺留的創傷，並建構新價值體系。在殖民時期，生存的意義僅在維持生命的存在與延續，但在二十一世紀的知識社會，生存的的意義在創造生命價值。在前者，人民因貪婪及恐懼而自我奴役；在後者，人民則因樂趣及熱情而追求自我實現。

然而，不管在殖民社會或在知識社會，道德都很重要。在前者，道德是被用來懲罰與馴服受殖者，而在後者，道德是一種自動自發、自我規範的力量。兩者是截然不同的道德標準。唯有透過殖民歷史的全面審判，我們才能建構新的道德標準及社會秩序，而適合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的政治、教育等體系也才能因應而生。

我們認為，台灣知識菁英的無能與怠惰導致了台灣今日困境。所以，我們誠摯的邀請學術菁英，如果你真有道德勇氣和歷史使命，有公平的良知，請以泛歷史的道德，作全面性的反省和批判吧。

（曾貴海為醫師、前南社社長；郭峰淵為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、前南社副社長）